据近日报道，青岛市的“植树增绿”行动引起了不少当地网民的质疑。据市政府透露，青岛的园林绿化水平落后于国内同类城市，园林绿化总量不够、质量不高，小树多、草皮多。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青岛的城市绿化覆盖率是倒数第一，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排倒数第四。照理说，“植树增绿”措施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理应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然而，网民们却对植树的位置、密度、资金使用、招标程序等方面提出诸多疑问。有的年轻网民面对政府部门“踢皮球”，依然锲而不舍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事情发生后，副市长带领相关部门领导人和网民进行“在线问政”，一度有几十万网民在线交流。在沟通过程......
没有谁会否认，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1] 改革三十年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当然不反对谈论权利；事实上，宪法成天在谈论各式各样的“权利”。尤其是在中国人的权利保障还很不到位、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仍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人权理念。但是作为一个“中庸”主义者，我自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即便权利也不例外；“权利”谈太多了，也会出问题。
在权利保障相对充分的西方世界，片面张扬权利不仅未必有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把问题带入僵局乃至死胡同。这是因为&ldq......
中央决定对薄熙来的“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后，引起众多网民热议，有人甚至将其和1976年打倒“四人帮”相提并论。虽然这种比喻明显高估了事件的“级别”，但是鉴于“重庆模式”倡导的“唱红打黑”确有“文革”遗风，再联想到温家宝总理此前在答记者会上对“文革”回潮的警告，两次事件确实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项决定的意义远不只限于个别高官的人事调整，而是涉及中国今后改革方向的大问题。事实上，中央对薄熙来及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方式本身即已表明，中国改革的前途在于法治而非人治。
遥望1980年，我还清楚记得自己作为......
宪政讲坛之七 燕山大讲堂第157期
主题：宪政的科学内涵及其意义
嘉宾：李步云 （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治与研究中心主任）
评论人：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科研部副部长）
主持人：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
自1999年司法改革正式启动以来，改革路径之争一直持续不断。尤其是在2009年 司法改革进入“第三季”前后，学者关于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之争甚为激烈。我认为这场争论的焦点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司法职业化虽然是改革前十年的共 识，却一直停留于空喊口号。肖扬法院革除了传统法院的准军事化外观，法官群体的专业素质也随着法律教育的普及和统一司法考试的施行而有所提升，但是法院的 内部管理环境及其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却没有丝毫改变，法官的独立性甚至可能因为采用系统的评价机制和等级制度而有所削弱。专业素质的提高固然是司法职 业化的前提条件，但是仅此非但不足以保证司法抵制权力干预或腐败诱惑，甚至可能使司法不......
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是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众所周知，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其中也包括行政管理者本人的学术发展潜力，炮制出大量假大空的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情操和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大学的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
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每一个领导都喜欢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没有他......
3月14日，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谆谆告诫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文革”正式宣告结束已长达35年之久，但事实证明，温总理的警告不是多余的。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从“文革”的百孔千疮中艰难走来，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和极左思维的阴影，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谓的“文革遗毒”不禁没有肃清，反而有所扩散，甚至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由于公权力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约束，人民无从参与改革决策，致使社会......
昨天刚参加了搜狐组织的吴英案研讨会，今天又接着参加天则所的研讨会。虽然我看标题改得更大了——“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由头还是吴英案。这个案件主要有两类专业人士关注，一是经济学家，一是法学家。两个研讨会两类专家都邀请了，但是昨天刑法学家更多一些，今天则经济学家更多一些。法学家更关注吴英案在刑法上的具体量刑，经济学家则把吴英案上升到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国进民退、国家垄断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并质疑非法集资罪本身是不是成立。如果我们的刑法不应该规定这个罪名，那么吴英这个行为根本不应该算是罪，吴英根本不是一个罪人。因此，吴英案显然不只关系到吴英本人，而是上升到一个宏观得多的......
我在以往的两篇评论中提出两个基本主张，一是一个人道主义国家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在适当时机取消死刑，包括对贪官的死刑；二是在一个民主机制不发达、制度漏洞不断产生贪官而抓获贪官的概率很小的情况下，死刑其实根本不足以震慑贪官。不仅贪官也是人，而且普通人也可以是贪官；如果源源不断孕育贪官的制度环境不变，贪官只会越杀越多。这篇短文提出第三个主张，也就是控制贪腐不需要死刑；在执法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前提下，剥夺人身自由加上严厉的经济惩罚即足以产生比死刑更有效的震慑效果。
贪官之所以贪，无非是出于贪腐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控制贪腐的合理方式是......
本书的目的是从比较宪法学的高度，重新审视不断缠绕中国政府实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所谓“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此泛指不同层次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权关系，[1] 主要是指全国最高政府和次级领土单元的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譬如在中国等单一制，中央和地方关系简单是指中央和省或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在立法、财政、行政、司法等领域的权力关系。在美国等联邦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则主要体现为联邦和各州之间的分权关系，[2] 有时也体现为联邦和州以下的地方以及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此为了方便起见，将州或省一级政府也统称为“地方政府”。通过全面探讨欧美等国的宪政经验，本书尝试概括和总结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
在1993年“光棍节”的那一期《世界报》，法国宪政院前院长巴丁特(Robert Badinter)发表“捍卫宪政院”一文，为法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辩护：
在民主国家，当然只有议会才有权制定法律。……但是任何民主国家也不会有任何东西阻碍法官成为法律的源泉，而公民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对于自己是一件幸事。
议会是否错误解释宪法原则的问题会经常出现。在多数和少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只有法官才有权在两种相反的立场中作出决定。如果他的结论是支持议会少数派提出的主张，他究竟以什么方式侵犯了多数派的权利呢？例如1989-93年间，（现在批评宪政院......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中国最重要的话题是公民参与。百年前，武昌首义振臂一呼，各路豪杰纷纷响应参与，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很快岌岌可危。今天，中国式参与却成了一个复杂乃至令人难堪的故事。广东佛山，两岁的小悦悦不幸遭人碾压趟在路边，18位过路行人竟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媒体一报，世界哗然，我在加拿大访问都听说学生在议论这件事情，国人情何以堪？时至今日，不行动、不作为、不参与似已成为国人的常态。当然，常态之下也有例外。今年地方人大选举揭开帷幕之后，主动独立参与竞选的参选人络绎不绝，和以前几届选举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这种势头能够持续下去，普通百姓积极参与下届人大选举，则中国改革就有了新的希望，也算......
《宪政原理》分为三大部分，主题依次为民主、法治、人权。本书将民主作为开篇并将言论与新闻自由作为第一章，不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新奇，而确实是因为政治权利对于国家宪政的奠基性意义。首先，政治权利是保证宪法能否获得实施的制度基础，一个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国家也无法保障其它权利。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其实权利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但是权利本身确实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确立下来，世界上不存在“天赋”的赐予的不需要人去争取的权利。其次，在政治权利中，思想和言论自由涉及一些基本是非问题，只有澄清这些基本是非才能奠定宪政思想基础。事实上，笔者在第一和第二章的先后次序上是经过一番“思想......
从2007年5月起，“黑砖窑”、“智障奴工”这些词汇就已在中国社会耳熟能详。山西洪洞的那次人道主义灾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但是直觉告诉我们，黑砖窑远非限于洪洞一个县或山西一个省；全国各地的角落都隐藏着这类严重践踏人权的窝点，甚至发达省市也不例外。近日报道的陕西“黑砖窑”事件证实了这种直觉，但是几年后重提“智障奴工”问题，似乎再也难以激起当年的那种道德义愤。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更何况中国的问题远不止智障奴工这一件事，每天发生在人们周围就不知有多少事情。这类事情一多，尤其是大家义愤填膺，到头来结果却往往是政府解决不力、问题久拖不决，给人感觉......
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登记改革助推社会组织发展的通知》，其中规定：“除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行政审批外，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公益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类、文化类社会组织等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李强、文燕媚：“广州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同一行业可成立多个协会”，《南方日报》2011年11月23日）广州社团登记新规简化了登记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间，降低了部分行业协会的准入门槛，尤其是放宽了社团登记限制，突破了“一业一会”的传统限制，允许同一行业根据实际需要成立多个行业协会，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具有开创......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内的和平。我们缅甸国内各族群需要共同致力于和平和和睦。现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你们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尽力来促进不同族群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和睦。”昂山素季在回答萨沃德（Wojciech Sadurski）提出的关于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y)如何能够推动缅甸国内民主的问题时指出。（缅甸）
萨沃德教授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二届世界宪政暑期讲习班讲员，也是民主共同体的学术顾问委员会主席，于2011年11月10日在昂山素季的缅甸仰光的家中会见了这位全国民主联盟（NLD）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讨论了当前缅甸的政治情势以及民主共同体（CD）可能的参与推动该国民......
编者按：在各省市高考报名相继开始的时候，异地高考话题又一次的被提起，而且此次关于"高考户籍改革"的大讨论，已然从教育问题上升为辐射几乎所有人群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曾经严格的户籍制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松动，然而与户籍制度紧密挂钩的一系列的制度仍然还处在某种固守的禁锢当中，高考无疑是其中坚固的一项。也因此一大批具有强烈公民良心的学者及各界人士纷纷从各自的领域阐发对异地高考的思考。新东方网有幸邀请到联15位专家上书总理的发起人——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老师就"异地高考"改革进行深度对话。
新东方......
近日，十几位法律学者向温家宝总理提交了“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建议”，众多家长也再次表达了让随迁子女的在学籍所在地高考的强烈愿望。这些家长常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不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也和当地市民一样是纳税人，只不过在目前尚待改革的户籍体制下没有本地户籍而已。除了户籍之外，他们其实就是当地居民，在医疗、福利和教育等诸多方面应该享受和当地居民同等的宪法权利。剥夺他们的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的基本权利，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上述《工作规定》却一直要求考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高考，导致外来人......
小悦悦终于没活下来，引来众人一片唏嘘，刺痛了国人久已麻木的良心。我想假如先哲九泉之下有知，最先跌眼镜的一定是两千多年前的那位孟老夫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怎么都变成了这样？！我们似乎都不记得（甚至不知道），他曾信誓旦旦地用孺子入井这个假想的例子来证明“仁心”的普遍存在：你看这个小孩向一口井爬过去，快要掉下去了，你只要是人就一定会上前把她抱起，至少心里会有这种冲动。现在就有这么一位不幸被碾轧的孩子躺在地上，那十八位路人竟无动于衷、若无其事，任由她走向死亡，最后还是一位良知未泯的拾荒阿姨将她救起，而她因为做了这么一件在孟子看来凡是人都该做的事情而几乎成了当代道德楷模。我不知道这十......
